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寒门难出头,中产也焦虑: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怎么办?


http://www.mitbbs.com/article_t/JobMarket/31250849.html

发信人: wmrencai (未名人才), 信区: JobMarket
标  题: 寒门难出头,中产也焦虑: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怎么办?
发信站: BBS 未名空间站 (Fri Oct 30 01:56:57 2020, 美东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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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疫情期间,学习和家庭的关系突然紧密了起来。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:学习必须在
家庭中进行;更是社会阶层意义上的:有没有登陆网课学习的设备,有没有稳定学习的
网络条件,有没有安心学习、不会被其他事物或嘈杂打扰的独立空间……
人们意识到,原来课堂里端坐的几十名学生,有着统一制式的服装、发型、课本的学生
,他们表现出来的"学习能力"的差异背后,隐藏着巨大的个体差异,而这些个体差异
,很大一部分是靠自身努力所不能决定的结构性因素。
在社会学家眼中,每一阶段的升学都是一次受教育机会的分配,而在"学习能力"之外
,家庭、地区、城乡、性别等各方面因素一起扰动着分配的权重,造就了社会学家分析
中的"教育机会不平等"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认为,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社会的不平等
:转型社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差距快速拉大,新晋优势阶层希望在下一代身上维持目前的
阶层地位,利用优势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投资下一代的教育,使得优势阶层的孩子与劣
势阶层的孩子的竞争"从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"。
另外,教育即使影响到了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,但也依然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。如果
没有教育提供的社会流动渠道,社会阶层结构将更加固化、僵化。
李春玲最新的实证研究发现,劣势阶层的孩子在教育过程中受到种种不利条件的制约,
一旦能够进入精英大学,他们在校园学业与成就竞争中的表现并不弱于家庭条件优越的
学生,从而确保他们毕业离校后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强劲竞争力而跨越"拼爹"陷阱,
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。换言之,"寒门子弟"可以通过教育的渠道,凭借精英大学文凭
,"冲破家庭背景的阻碍"。
当然,李春玲强调,实现"鲤鱼跃龙门"梦想的"寒门子弟"仍是少数,多数的"寒门
子弟"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被淘汰出局。这些少量跨越阶层的"寒门子弟",虽然不能改
变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,但让来自中下阶层的"寒门子弟"及其家长保有一线希望,不
放弃努力争取,寻求梦想。
在慢慢走向正常秩序的新学期,《知识分子》与李春玲就"教育不平等"的话题,做了
一次访谈。


访谈 | 张一川
 
01
大学扩招、义务教育与教育市场化:
影响中国教育不平等的三个变化
 
《知识分子》:这些年来,你觉得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事件、变化或政策影响到教育的机
会?

李春玲:我主要是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研究教育不平等问题。

从我这几年的研究来看,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是大学扩招。它把高等教育从只有少数
人能够享有的精英教育(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青年人有机会迈入大学校园)发展为多数
人可及的大众教育(略超过半数的青年人有机会上大学)。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之前,我
国大学毛入学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,而且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。大
学扩招政策实施之后,我们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,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
达到51.6%,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,一般发达国家适龄人口上大学的比例在50%~70%之间。

高等教育大众化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,也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
遇,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弟和较低阶层家庭子女考入大学,成为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。
不过,高等教育机会增长过快,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压力加大,又反过来加剧了优
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,促使优势地位阶层不断加大子女教育投资,而这又可能强化了教
育不平等。

第二是政府推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。九年义务教育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提出
,但在相当长时期,中小学教育不是免费的,这给许多农村贫困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
负担,一些农村儿童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。

2007年和2008年政府分别免除了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,至2011年全面普
及九年义务教育,随后进一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。这项政策的实施,有效降低了
小学和初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,基本消除了因贫困而上不起学的现象。

最后是教育的市场化、产业化的发展趋势。近年来,教育产业发展迅速,学校教育之外
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教育产业。课外辅导培训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,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
习成绩,但也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,激化了教育竞争,加剧了教育不平等。一些
实证研究显示,上世纪80和90年代,家庭的经济资本对学生学习成绩和教育机会没有显
著影响,但近十几年,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的作用不断增强,这使家庭经济条
件较差的学生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。


李春玲,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,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主任。主要
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与流动、教育社会学、青年研究,著有《断裂与碎片――当代中国
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》等,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第四届 "社会学优秀成果奖"
获得者。
 
《知识分子》:说到大学扩招给不同世代带来的变化,你此前的研究显示,大学扩招似
乎并没有影响到阶层、性别、民族上的受教育机会差异,而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异
却产生了变化。

李春玲:这也是这些年国内社会学界研究教育问题时比较关注的。教育发展那么快,教
育机会也越来越多,为什么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明显缩小?为什么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
孩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反而是扩大的?这跟大家原来预计的,包括政府原来的期望都有
些差距,也就是说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。

从政府和学者的角度,都觉得原来农村孩子上学机会比较少,那么扩大教育机会供给,
在教育上投入更多,建更多的学校,提供更多的上大学的机会,这不是解决了吗?实际
上现在发现不光是让教育机会快速增长就行了,还应该有一些政策去调节教育机会的分
配。否则不断地增加教育机会,提供更好、更多的优质教育机会,反而是优势阶层家庭
的孩子获益更多,而农民子弟、劣势阶层家庭的孩子落后更多了。
 
《知识分子》:学界有一个"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",就是说教育机会的供给首先会
汇集到优势的阶层,只有当他们教育机会饱和了之后,才可能往下渗透到其他的阶层。

李春玲:"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" 说的是教育扩张对教育不平等影响的第一个
阶段。这个假设的含义是,教育扩张带来的教育机会增加,更多的被优势阶层所获取,
而较低阶层机会获得较少,这种情况下教育机会增加不会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,所以不
平等还会持续。只有把教育机会增加到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都能够享受了,此时继续增
加供给,那么低阶层、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就可以分享教育机会,大家都能上学了。

但问题在于,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,农民孩子、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机会上大学了,但大
学跟大学之间还有差距。优势家庭的孩子去竞争名牌大学、精英大学的机会,劣势阶层
的孩子大部分都去上高职院校了。这就在高等教育内部又出现分化,出现了新的不平等。

这就是教育扩张对教育不平等影响的第二阶段,学者们对此提出了 "有效维持不
平等假设"。即使中上阶层子女都能接受高等教育,而较低阶层子女可以分享越来越多
的上大学机会,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似乎更加平等了,但实际上不平等还以另一种方式维
持着,出现了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。

继而,优势阶层子女凭借精英大学文凭获取高收入、有发展前景的工作,从而维持他们
较高阶层位置;而较低阶层子女更多在三本大学或高职院校获得文凭,这些文凭却在劳
动力市场中贬值,并不能保证他们未来发展前景。

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,在这一阶段,政府推进教育公平的理念需要转变,即从
推进数量上的公平,转向推进质量上的公平,但提升质量公平比提升数量公平难度大得
多。

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《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》指出,农
村教育发展不充分问题不仅是受教育年限问题,更根本的是主质量问题,即学生认知技
能和非认知技能发展问题。图源:http://gsbchina.stanford.edu/

《知识分子》:我想到你刚刚提到的第二个变化,如果说我们使教育机会增加到义务教
育的程度,教育不平等是否会得到改善?

李春玲:应该来说九年义务制教育普及后,在小学和初中阶段,阶层、城乡之间的教育
机会不平等已经大大下降,基本上不明显了。完成初中教育前就出去打工的现象已经成
为极个别现象。

不过,义务教育的机会是普及了,大家都能上学,但并不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的不平等
完全消除了,义务教育阶段也存在着 "有效维持不平等" 的现象。重点中
小学和普通中小学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。家庭条件好的都去上重点学校了,确保他们
以后能考上好大学。家庭背景差的那些孩子就比较困难,上不了重点中小学,考上好大
学的可能性就很小了。

关于高中阶段的教育,现在也趋于普及了,2019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9.5%,
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适龄青少年都可以获得高中阶段教育。

高中阶段的不平等则在于它是教育分流的开始。在高中阶段,阶层和家庭背景的影响作
用非常明显。优势阶层家庭的孩子,进入普通高中,基本上就是要考大学的。大量的农
村孩子和城市贫困者的孩子,去了中职和技校,未来可能往下走了,因为中职和技校毕
业之后基本上就是成为收入较低的工人。

下一阶段到高等教育又出现分化。上了普通高中的学生,一批人去上本科大学,一批人
去上高等职业院校,比例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。本科院校再进一步分化,就是985、211
和其他本科院校的区别了。如果到高职院校里去看看学生的家庭背景,80%以上都是农
村和小城镇阶层地位比较低的家庭的孩子。
 
《知识分子》:为什么会这样呢?从升学的指标来看,是学生自身的成绩起决定性作用
,但为什么最后观察到的结果却和家庭背景的关系这么大?
 
李春玲:国外的教育社会学家,像布尔迪厄和科尔曼的解释是,现有的教育制度、教育
选拔的过程、学校里的教育规则,比较有利于优势阶层家庭的孩子,有利于文化资本比
较多,也就是父母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家庭。这些孩子会被培养得比较懂人情往来的规矩
,比较懂学校里面竞争的规则。进入学校后,老师会觉得他们是符合标准的孩子,对他
们更关注,他们从而获得老师更多的帮助和更高的评价。这些文化也有利于他们更快地
学懂老师教的东西,在学校既定赛道中,成绩就会比较突出。

另一方面是经济资本的作用。从教育产业化来说,家庭经济条件好一点的,有更多的资
源去投资孩子的教育,从小就让孩子上各种课外培训班,让他们有多方面的能力,特别
是适应学校教育规则的能力。家庭的经济资本作用越来越强,这是最近比较明显的趋势。

不过,教育不平等的根源还是宏观层面的社会不平等状况。

国际比较显示,收入差距较小、阶层地位差异不太突出的社会(比如北欧国家),教育
不平等程度较小,而教育不平等程度较小,又有利于社会公平;反之,收入差距和贫富
分化严重的社会,教育机会竞争更加激烈,教育机会分配更加不均衡。由于这些社会阶
层分化比较突出,人们的地位差异凸显,人们会有很强烈的地位焦虑,所谓 "中产阶
级的焦虑":觉得我本人或者我的孩子都不能落到社会底层上去,我得让我的孩子永远
往上走,起码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,或者进一步加入精英层。

那么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?投资孩子的教育。也就是说,如果社会的不平等比较严重,
就会导致有资源的家庭拼命加大对孩子教育的投入,而他们投入越多,就会导致他们的
孩子跟贫困家庭的孩子的差距拉得越大。

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收入的差异、社会地位的差异,但是如果这样的差异是公平竞争的
结果,那就没问题。虽然结果是不平等的,但是过程是公平的,相对来说大家是可以接
受的。

在社会学的分析中,成功的因素在个人层面上分为两种,一种叫先赋因素,不以个人能
力转移的;一种叫自致因素,是自己能决定的,能够通过努力去争取的。如果都是由自
致因素来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,这样的竞争就是绝对公平的。但如果是用先赋因素来决
定,只是因为出生比较差的家庭,再怎么努力也成功不了,那这就是不公平了。

现在我们说教育的竞争过程不公平,主要是这个问题,家庭背景作用太强了,导致了不
公平。
 
《知识分子》:中产如此焦虑,是因为在我们国家现阶段,他们所处的阶层随时都有可
能往下跌落吗?

李春玲:我们国家中产的地位状况,相对来说并不是非常不稳定。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
中产是一个新现象,现在中产父母许多人都是第一代中产,是他们努力竞争、拼命工作
获得了中产地位。他们的孩子是(第一批)中产二代,于是中产一代对于他们的孩子未
来阶层地位的维持就很焦虑,他们认为,必须培养孩子很有竞争力,才能使他们的第二
代保持中产或者更上一层楼。这是我们国家现阶段性的特征。

如果社会的贫富差距不那么大,大部分人都在社会中间层,富人跟穷人都很少,这种情
况下,父母就不会有那么强的 "地位焦虑",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拼命投资子女教育
。比如在上面提到的北欧国家,大家都去上公立学校,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差不多,毕业
后该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,收入差距也不大,教育的不平等就不那么明显了。
 
02
家庭背景的影响,
甚至可以延伸至职业初期

 
《知识分子》:你在2014年一篇关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研究中提到,每一阶段的就读学
生升学进入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,分别是是4.9倍、3.6和1.9倍,
进入大学的机会反而没有显著差异。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,觉得最后能够进入
大学这道窄门的农村学生,底下可能是无数个没有能上小学、没能上初中、没能上高中
的农村学生,把他们托举上去的。

李春玲:这里的倍数差异不应该用"机会",而应该是统计学上的 "机率",或者叫
"比率比"。它的计算方法是:将升学的和未升学的相比,得到升学的 "比率",再
将城乡之间的 "比率" 进行比较。可以通俗理解为城乡之间的差异程度。不过,这个
数据反映的是 "40后" 到 "80后" 这几代人的整体情况,最近十年因为义务教育的
普及,中小学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已经大幅下降了。

进入大学之后,985、211高校的毕业生和高职院校的毕业生,都很容易预测到未来大概
的前途。对于前者,大学阶段的竞争中家庭背景的作用基本上不明显了,比如能不能拿
到各种奖项和奖学金,能不能当学生干部,能不能考试排名在前,主要取决于个人努力
。这些竞争的结果会影响到毕业后找什么样的工作。即使是从穷人家庭出来的孩子,受
到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小。可能是因为他们智商比较高、学习比较勤奋、成绩比较好,更
能冲破家庭背景的阻碍。在高职院校,家庭背景的作用也不明显,因为家庭背景好的都
不会在这,在高职院校里大家家庭背景都差不多,本身已经是家庭背景导致的一个结果。

而处于"夹心层"的普通大学毕业生,可上可下,他们未来的前途跟家庭背景的联系就
更密切。家庭背景比较好的,可以帮助他们,比如说在校期间就拿到各种奖项和好成绩
,当学生干部、入党之类的,文化再生产效应非常强。毕业找工作,家庭有资源的,也
可以帮助找到好工作。

也就是说,家庭背景的影响从教育机会竞争,延伸到了职业发展的起步阶段。

 
《知识分子》:户籍制度在教育机会不平等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?比如说,作为外
地人,我在北京缴税、缴社保,提供了北京发展社会福利所需要的资本,但我的孩子因
为户口限制无法享受北京在教育方面的社会福利,这会不会使地区间的教育不平等变得
更大?

李春玲:这个说得挺对的。户籍制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尽管它已经日益宽松、开放了
,但是对于教育而言更加重要了。主要体现在,优质教育机会越多的地方,户口对于子
女教育的影响就越大。同时在现有高考政策下,例如,很多跟着父母在北京生活、上学
的孩子,大概到初二、初三就必须回户口所在地上学。对于高收费的私立学校,有些家
庭比较富裕的话,可以克服户口的障碍。但始终绕不开高考这一关,富人的孩子要么就
出国留学,不参加高考;如果要进入高考系统来竞争,就绕不开户籍制度的因素。

当然,如果不是因为子女的教育,北京户口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影响都不大了。
 
03
改善社会不平等,
可以从缩小教育不平等入手吗?



《知识分子》:在社会其他方面存在不平等时,教育分流的结果肯定也不会是合理的。
那能否先从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下手,去促进、实现社会其他方面的平等?

李春玲:是可以的。现在教育的自然竞争过程当中,因为教育制度的特性、人才选拔过
程的特性等等,必然是家庭背景好的、资源多的孩子竞争力更强。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
完全做到教育的平等,但不平等是可以缩小的,各个国家也都在努力缩小。缩小了教育
的不平等,不是说就能改变了社会的阶层结构,让大家都处于平等地位,这也是不可能
的;它只不过让出身于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,也有机会能够实现上升流动,不是祖祖辈
辈都在社会底层,还有希望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。

促进教育平等的一个最大的作用,就是让大家看到努力的价值,让他们有个追求的方向
,有一点上升流动的希望。尽管努力之后没有获得最好的结果,但应该也不会太差,总
能找到一份工作。

国家政策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。以前说到高等教育不平等,媒体关注比较多的一点,是
985高校的农村生源比例不断下降。教育部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,采用了一些政策提升
农村生源比例,比如,教育部门规定重点高校招生,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的生源必须达
到相应比例。像北大清华,每年都会有特定的招生计划,专门针对边远地区、落后地区
、贫困地区最穷家庭的孩子,降低分数线招入大学。这个政策从2012年开始,实施了几
年,现在可以看到985高校的农村生源比例在上升。另外,对西部地区高考成绩比较差
的省份,国家也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,比如西部定向招生,扩大西部省份招生名额。

当然,这些政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。比如,增加了西部省份的招生名额,另外一些省份
招生名额相对比例下降了,考生家长会有意见。但从国家层面来说,它必须采取这些调
节政策,要不然差距就会越拉越大。学校里,一些老师们也有意见,说这类学生考分低
、能力差,让985高校的学生质量下降。实际上这些学生的比例很小,对学校教学质量
的影响应该不大。

但是,对于这些学生个人来说,影响却很大,他们的命运可能由此改变。而他们的成功
会产生社会效应,给与他们同样背景的孩子带来希望,激励他们努力奋斗。
 
《知识分子》:绝大多数上大学的孩子,尤其是985高校的学生,最后还是留在了城市
,也就是说农村的这一部分孩子被拉了出来,但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,可能并不会
产生变化。

李春玲:当然,光通过这样一个政策,要完全消除城乡之间差距是达不到的,只不过政
策有助于缩小差异。城乡之间的不平等,是全方位的不平等,而且是几十年制度安排导
致的结果。

消除城乡差距需要多方面的政策,比如加大对农村的投入,比如提高农产品的价格,扶
贫减贫等等。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应该有十几年了,这也是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的
作用。教育政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,要真正有效地消除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,
需要教育政策配套其他社会政策共同发挥作用。

近些年来国家一直在强调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,至少在地区内部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。
它针对的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学校间的差异,尤其是教育设施和师资水平的差异。在
这个政策下,所有的小学和初中,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,全部用统一的标准。

改革其实有很大成效。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,仅 "十三五" 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
经费7495亿元,投入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中小学教育设施改善,至2020年全国95%的县
实现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。这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,不过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
,比如说师生比可以达标,但老师的教学水平还是会有差异。这个就不是国家财政投入
钱能解决的了,是一个长期的问题。

最近正在推行的新政策是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。社会本身缺技术工人,技术工人在劳
动力市场很紧缺,找工作很好找。但目前职业教育的质量总体不高,培养不出市场需要
的技术工人,所以从职业学校毕业还是找不到好工作,许多毕业生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
作,就业缺乏稳定性,社会地位不高,上升社会流动机会很少。

现在政府想改变这种状况,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,让接受职业教育的这些人,拿到的文
凭也很硬,也能找到好工作。他们就业稳定了,收入高了,社会地位也会提高,而不是
上了职业学校就落入社会底层。

这个政策还在推进中,目前还没有见到明显成效,但我觉得这个发展方向还是正确的,
是有利于缩小教育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。
 
04
教育再生产不平等的作用越来越突出
 
《知识分子》:教育本身是使社会阶层差异合理化的一个工具,还是说作为阶层流动的
一个渠道存在?

李春玲:教育本身有多方面功能,既有正向功能:选拔培养人才,提供社会流动机会;
又可能产生负向作用:阶层地位的再生产,维持甚至强化现有的社会不平等。

每个社会都需要培养人才、选拔人才。功能主义理论家强调教育的正向功能:通过教育
进行筛选,把有才能的人、勤奋的人,分配到能够获得高收益的社会位置上,同时,教
育也向低阶层家庭的孩子提供了上升社会流动的机会。

通过教育的选择过程,人们被分配到高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,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分层
。如果这个分配过程比较公平,人们就比较容易接受,对各自的地位比较安心、满意。
社会的上层、中层、下层都各安其位,这个社会才会比较稳定,大家的认同度也比较高。

但问题在于,由于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问题,家庭资源比较多的孩子更顺利地在教育
竞争中胜出,走向更高的社会地位;而一些有能力的孩子,因为家庭背景而在教育竞争
中被淘汰,最后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,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排斥感,产生不满情绪
,导致社会问题。比如,现在社会上盛行各种各样的诈骗犯罪行为,许多骗子智商并不
低,甚至掌握一些新的互联网技术,他们多数是农二代或贫二代,但找不到与其能力匹
配、收入较高的工作,转而通过违法渠道去赚钱。
 
《知识分子》:这两种功能在特定社会里,发挥作用如何呢?是促进平等、促进流动的
作用发挥得更好,还是导致了更严重的不平等?

李春玲:这取决于社会特定的大环境,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怎样,教育系统、教育体
制是什么状况,教育政策如何。前面我提到过,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,会影响教育不平
等的状况。同时,不同的教育体制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,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也发挥重
要作用。教育本身是中立的,可以发挥双面性作用,但是它怎么发挥作用,发挥哪方面
作用,要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条件、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。

就我们国家来说,这两个作用都存在。比如高考,虽然常被批评唯分数论,但目前来看
,高考还是低阶层家庭的孩子上升流动的重要渠道。但是,最近这十几年的发展趋势显
示出,教育的阶层再生产作用越来越突出。

这有多方面的原因,一方面是宏观层面的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差距在拉大,这是我们现阶
段性的特征。要真正要缓解教育的不平等,最根本上还是要缩小整个社会的不平等。

另外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,也在造成不平等。比如择校现象、学区房现象,
就是因为我国中小学教育体制中区分了等级: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,重点学校还进一
步区分省重点、市重点、区重点和县重点,这种等级制度比如会强化教育的不平等。现
在教育部门也想解决这个问题,买了学区房未必100%就能上好学校,例如北京地区从今
年开始就改为多校划片和抽签了。但短期内很难解决这个问题,局部的招生政策调整无
法根除这一现象。

教育产业化迅猛发展的趋势,使阶层再生产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。原来的分化是在
公立学校的重点与非重点之分,现在又在公立学校之外出现了私立学校。在有些地区,
通过公立的重点学校办私立的分校,把一些优质公立教育资源转移到了私立学校。

最典型的是上海。原来上海最好的中小学都是国家投入的公立学校,但是公立学校也想
产业化,学校要创收,学校老师要提高收入,于是这些最好的公立学校就去办私立学校
分部,把最优质的师资资源转移到弄到自办的私立学校里去,收很高的学费。这就导致
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。

近年来的一些教育改革政策,使原有的课堂教学内容移出到课外,刺激了课外辅导产业
的迅猛发展,这也强化了家庭背景在教育中的作用。
 
《知识分子》:在教育社会学中,一般用职业和收入来作为教育结果的衡量指标,这是
否会忽视掉教育的其他功能?

李春玲:我们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角度来考察,即教育对于获得一个更高的社
会地位发挥了什么作用,教育的经济回报率(对收入的影响)和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以
及职业流动的正向作用,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。当然,这类研究确实
并较少考虑教育对一个人的全面影响,比如说对幸福感、满足感等主观感受的影响。可
能一个人考进了985高校学了一个热门的专业,未来发展前景很好,但其实他/她并不喜
欢这个专业,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、未来收入高而选择它,幸福感不强,反而
影响心理健康。教育与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之间的关系,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
主题。

应该说教育社会学涉及的主题还是很广泛的,包括学校的课程教育、教育的过程等。但
国内社会学研究教育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不平等,因为这些年教育不平等是一个比较突
出的问题。
 
《知识分子》:教育还可能带来哪些其他的结果?比如说我读人口学的文献会提到,生
育率的下降可能是整体教育水平提高的一个结果,性别观念上更加平等,也是教育水平
提高的一个结果。

李春玲:如果这样来说,教育的影响就太多了。对生育率的影响,很明显的就是女性文
化水平越高,生孩子越少,教育跟生育率是负相关的。一般来说教育水平高的女性,因
为受教育时间长,生育的时间就会晚。并且教育水平越高,事业心越强,越关注从工作
方面获得的满足感,就可能不要孩子,或者说少要孩子,以免影响她的工作和事业追求。

另外,教育对价值观念影响很大。在我们的研究中,解释人们价值观念的差异,教育水
平是很重要的变量。教育伴随人成长,人最主要的的思想、观念、行为等等,都是在这
个过程当中形成的。教育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。
 
《知识分子》:说到性别,我所看到的文献里,大部分在衡量家庭背景时,似乎都会选
择父亲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作为变量,为什么很少考虑母亲的因素?

李春玲:其实现在的研究一般不会只考虑父亲的影响作用,而是越来越重视母亲对子女
教育获得的影响。以前的传统家庭里,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都比母亲高,因此在
实证研究中,一般是用父亲的文化水平来代表家庭的文化资源,父亲的职业地位代表家
庭的阶层地位。但是,现在情况发生变化,女性地位不断提高,特别是女性平均教育水
平提高很快,夫妻教育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了,所以现在的研究基本上都会综合考虑,比
如用父亲和母亲受教育年数总和代表家庭文化资本。

如果把父亲和母亲的教育水平分为两个变量来考察,那么母亲的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一
般大于父亲教育水平的作用。因为现在的中国家庭里,孩子的培养教育主要由母亲来承
担,母亲教育水平高低对孩子的影响更大。

05
教育体制对于教育不平等有何影响?

《知识分子》:在教育系统中,学校、老师和教育系统本身,能否发挥弱化不平等的作
用?还是说完全是受到国家的影响?

李春玲:社会大环境和国家政策导向是决定教育不平等上升还是下降的关键,教育体制
也很重要,而具体到每一个学校的招生规则、教学安排,老师的教学方式,等等,主要
还是由前面几个宏观因素所决定。比如,学校等级分层(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区分以
及985、211与非985、211高校区分),中考和高考制度等,决定了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必
定把考试分数放在第一位。

特别是我国的教育体制有比较突出的中央集权化特征,强调全国统一规划,学校的自主
性较少。比如,每年的大学招生名额由国家统一计划分配,各个地区、各个大学的招生
人数不是大学自己决定,而是由教育部统一分配。教育部还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以及教
学标准(比如师生比、生均经费、各种教学设备标准等等)。这是我们国家教育体制的
特色,比其他国家都要更加中央集权化。

这有历史原因的。我们国家本身人口比较多,教育规模庞大,同时地区差异很大,国家
需要通过统一管理分配教育资源去平衡全国各地的需求状况。但是原来这个系统运作下
来,给一些大城市的名额特别多,比如说北京、上海,国家暗含的想法是,因为这些大
城市本身好学校多,好学生也比较多,所以应该多给一些名额。这是长期导致的,已经
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。

对社会公众来说,他们很关注的是地区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,但是这确实涉及到各个
地方的利益,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,国家在中间只能慢慢地协调,比如增加了西部省份
的名额,但就引起了其他省份的不满。

高度中央计划性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资源分配方式,既有优点也有缺点。优点是可以集中
资源办大事,这一点在较为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发展教育十分关键,过去几十年我国教
育发展能取得巨大成就,比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,提升我国精英
大学和高科技研究的国际竞争力等,充分体现了这种体制的优势。但缺点也很明显,资
源浪费和资源分配不公,边缘地区和边缘弱势人群往往受到忽视,从而导致地区之间、
城乡之间、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突出。

不过,这并非意味着,学校和教师完全不能采取行动改善教育公平状况。现在有一些教
育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,尝试多种教育改革实践,比如帮助建设边缘山区小微学校,为
那些国家教育体系所忽视的孩子提供更高的教育环境。
 
《知识分子》:在我们当下的社会,教育是不是非常重要、乃至唯一的社会流动渠道?

李春玲:它是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渠道,但不是唯一的。比如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创业
成功的人。

只要是现代化、工业化的社会,教育都是主要的社会流动渠道。教育的选拔机制是体现
能力的一个方式。另一方面,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机制,可以提高人的能力。

一般来说,要在教育上获得成功,个人努力的成分还是很重要。要能力比较突出,要比
较勤奋。这决定了教育竞争总的来说还是相对公平的,给底层民众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渠
道。相较于前工业社会里传统的贵族身份或者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,这是一个社会进
步的表现。

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可以通过政策、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去改进的。虽然没办法做到完
全消除不平等,但是我们可以降低这种不平等,让教育能够更多发挥的正功能,让大家
看到努力的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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